专辑名：抓狂歌
歌手名：黑名单工作室
制作人：王明辉、陈主惠
发行公司：索引唱片/滚石唱片
发行时间：1989.11.7

曲目：

01.台北帝国
02.抓狂
03.伤心无话
04.阿爸的话
05.庆端阳
06.计程车
07.民主阿草
08.新荘街
09.播种

　　“你问过自己吗？当你熟背史地，你对台湾的历史了解多少？当你对国语、西洋歌曲如数家珍时，可曾对母语歌谣多一些关注？当台湾现阶段处于极度动荡中，你想过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吗？你知道台湾的历史，台湾的歌在哪吗？”

　　这是“抓狂歌”文宣刊头的一段文字，至今读来依旧铿锵。

　　1989年底，由王明辉、陈主惠与司徒松合组的黑名单工作室，首先在主流唱片公司密集的台北，进行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地下音乐革命。他们找来陈明章和林炜哲等人，共同制作出“抓狂歌”这张堪称台语歌曲里程碑的经典专辑。“这是台语人、歌、文化惊人突破”李宗盛如是说。乐评人翁嘉铭则认为：“《抓狂歌》专辑的出版，可视为台湾‘新民谣’崛起的先端。”“抓狂歌”专辑中，由王明辉词曲主导的“台北帝国”、“民主阿草”和“计程车”，在曲式方面结合了黑人雷鬼音乐、饶舌歌和台湾“杂唸仔”的风格，藉此铺陈出现代台湾各种面貎，不但极具原创力，精神上也最贴近黑人Rap的形式——作为中下阶层人民控诉社会不公不义的工具。由陈明章创作，具传统民谣色彩的“庆端阳”、“新荘街”等现代台湾歌谣，不但汲取老戏曲的养分，更重现了台语歌亲切又富省思能力的人文精神。整张专辑编曲的层次丰富、取材宽广（像“民主阿草”的编曲结尾部分是取材自华格纳歌剧），在流行音乐作品中殊为少见。

　　“黑名单”赋予台湾歌的新时代精神，一改过去台语歌曲悲叹情愁和命运得失的“哭调”，也挣脱出台语歌中常见人物自悲自怜的颓废心态，同时也避免成为“爱拼才会赢”之类盲目的乐观派。此外，它更有别于主流媒体上的国语歌。“国语歌曲的创作，基本上是循着西洋音乐的轨迹走，怎么写也写不出什么生活化的东西。从“民主阿草”的歌词我们可以看出，黑名单的歌没那么矫饰，当然也没有国语歌曲那么浪漫。”这是陈明章对国台语创作不同的看法。“但是我不希望它变成民俗，那个意义不同。”王明辉解释，“就像三十年前的照片和现在的拿来比，它是很自然在改变，不是强求的。所以我们做台语歌就要不一样，因为时代不同了。”主唱之一的林炜哲更强调：“我们不是在做保存，不是要去仿古，我们要做的是90年代的台湾音乐！”几年下来，随“抓狂歌”之后的“向前走”、“春风少年兄”、“少年吔，安啦！”等新台语歌的风行，不但证实了黑名单的预言，更扶正了属于平凡大众的台语歌的主流地位，不仅在新生代阅职人的市场上有所斩获，更创造出“下午的一出戏”等深具人文关怀和辽阔史观的经典作品，近年来本地国语歌曲实难拿出等质的作品与之相比”。

　　然而，即使在这股新台语歌的潮流当中，也难找出几张具有宏观视野，足与“抓狂歌”相抗衡的创作。黑名单的歌曲，将焦点放在生活与台湾的各类人物，包括计程车司机、小留学生、农民、老兵、上班族、警察等等，从这些台湾人的缩影中，反映出当代政治、社会、教育、交通等各方面的问题与现象，适切地传达了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台湾人映像，以及本土人民的生命情调。更进一步，藉由这些小人物的生涯，支审视台湾这四十多年来的社会变迁。

　　在流行音乐圈内人的眼中，“抓狂歌”是除了“向前走”之外，唯一足以进入流行歌曲前十大好唱片之内的台语作品，但是新一代乐迷往往只知有林强，不知有前辈黑名单。1989年底“抓狂歌”出版，正值大选前夕，国民党所掌握的媒体全面封杀、抹黑工运、学运及环保运动的消息，这一连串的行动也波及本土音乐，使得“抓狂歌”成为禁歌，只能以校园演唱等方式传播，因而成为热门的地下音乐。当时，黑名单的一名外籍团员就曾担心地表示，歌中讽喻执政者的痛处，恐怕会引起审检单位的苛难，甚至协迫他出境。然而，这并不抹杀、反而更凸现本专辑的重要性。

　　“当初‘抓狂歌’成功，搀杂有许多非音乐的附加条件。”林炜哲说，“例如将政治写进歌词去、用台语唱、Rap的演唱方式、以及潜在的乐团组合。尤其是用台语唱这一点，变成凸现台湾意识最有力的表征。

　　就歌手而言，黑名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当初工作室的成员，以及后来“索引”系统的地下歌手，目前境遇各异。林炜哲重组BABOO乐团，推出“新台币”，和吴俊霖（伍佰）同为波丽佳音的签约歌手，并且参与了“春风少年兄”等唱片的幕后制作。叶树茵在“伤心无话”的优异表现之后，加盟新笛唱片公司，陆续有新作问世。坚持不投身主流市场的陈明章，制作了潘丽丽、廖峻的专辑，以及黄乙玲的“出去走走”。至于王明辉是典型的独立音乐工作者，哪要作唱片，他就去哪。

　　虽然离“抓狂歌”出版的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，而且原黑名单成员们也分散在不同地方打拼，但是如今回头看“抓狂歌”，仍有着非凡的意义。用黑名单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们甚至不把‘抓狂歌’视为一张唱片或几首歌谣而已，我们毋宁看待它是台语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，和台语文化再造阶段之一，它在台湾音乐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将是独一而意义非凡的。”